到后来他自己都觉得形势有些危急时，终于又想起了祖父当年临终时、交代他的另一句遗言。
“如果将来大修铁路，肯定是要激起各方反对的，有守旧者，有恨油水者，有恨投资泡沫者，朝廷一切都靠执政者规划，出了大问题仇恨最终都会落到皇帝身上。
如果真到了那一步，可以想想英吉利国虚君实相，以相平息民愤的经验，我大明已有天下三四百年，只要皇帝谦退，不至于被人反对到那一步。”
朱和坦思之再三，决定按照祖父的遗嘱慢慢布局。
他自己是不怕的，毕竟也是六十年之天子，积威甚重，无人敢质疑。
如此一来，老旧的京杭大运河就再也不需要分段让码头工人装卸摆渡、来解决运河各段水位落差的问题了，京杭大运河正式实现了一次性装卸，从起运地装货后到目的地可以直接卸。
中间的临清、淮安等码头装卸城市的人口也进一步萎缩，再次挤出了数以十万计的码头工人。不过好在当时铁路建设也是如火如荼，所以“百万漕工”直接摇身一变成了铁路工人。
临清、淮安虽然不是运河重镇了，但却转变成了铁路重镇，铁路货物还是需要跨长江黄河淮河装卸的。
不过，过于超前的铁路修筑，政府主导的强推，造成的民间资本的浪费滥用，以及技术验证过程中的成本摊派不公，大明在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中，也积累了不少的社会问题。
全国的大造铁路进程中，至少死了几十万铁路工人，多的时候一年要死两三万。
但也因为他活得太久，他几个大儿子也没他长寿，必须找最小的幼子继位了，估计继位时至少也是四十好几了。他怕自己的小儿子将来镇不住。
于是乎，在朱和坦八十岁那年，正式退位当太上皇前，他下令彻查了几十年来的铁路各桉，
最终发现好几任户部尚书、内务府总管，都是涉桉数千万两甚至更多，都是吃的铁路、运河建设款项和经营款项。
这些被抓出来的家伙，当然遭到了清算，也吸走了不少仇恨。
而朱和坦痛定思痛，终于决定以后的大明新君，只掌握军权和外交权力，负责保卫国家和对外代表国家。
而朝廷一开始预估的铁路盈利能力，显然也有不少出入。很多铁路造好后，配套的产业环境并没有起来，一开始还是国防意义大于民间经济意义。
很多投了大钱的民间资本，眼看着铁路修成了，但回本收过路费收租金却遥遥无期，不由怨声载道。
朝廷当初还提出了“修铁路者可以得到铁路沿线一定宽度的土地，用于工商业开发”，但这些土地一开始的价值也显然存疑。
最后，修铁路过程中积累了太多的分配不均、经手人贪墨、规划存在泡沫难以回本，尤其是西北东北的铁路当时经济价值不大主要是国防价值，等于是拿富商的钱在为国防填坑了……三十多年积攒的怨气，让民间爆发资本改良的呼声越来越高。
朱和坦虽然让国富民强了，但分配不公的问题，依然冲击着大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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